陶渊明以“无根蒂”消解儒家“三不朽”（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）的终极追求，揭示个体在历史长河中的渺小。正如其《形影神》组诗所问：“天地长不没，山川无改时。草木得常理，霜露荣悴之。谓人最灵智，独复不如兹？”
对比《古诗十九首》：汉代《驱车上东门》有“人生忽如寄，寿无金石固”，陶渊明继承了这种生命意识，却以“尘”代“寄”，更添飘零感。
陶渊明选择“采菊东篱下”，以田园生活对抗“尘网”，如“久在樊笼里，复得返自然”。“飘如陌上尘”并非消极，而是对“根蒂”执念的破除。正如其《神释》所言：“甚念伤吾生，正宜委运去。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”在无常中安顿身心，方得大自在。
宋神宗元丰五年，苏轼被贬黄州，作《定风波》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化用陶渊明意象，将“飘尘”转化为对人生起伏的豁达。陶渊明对生命无意义的直面，与加缪“西西弗斯神话”异曲同工。二者皆在荒诞中创造意义：陶渊明以诗酒自适，西西弗斯以抗争消解虚无。
现代人亦如“陌上尘”，在城市化、全球化中经历身份焦虑。陶渊明启示我们：归属感不在于外在“根蒂”，而在于内心秩序的建构。
陶渊明将“飘尘”转化为诗性存在，正如其《饮酒·其五》“结庐在人境，而无车马喧”。现代人可借鉴这种“诗意栖居”：在碎片化生活中保持专注，如梭罗在瓦尔登湖畔“简单生活”。
从陶渊明到苏轼，从加缪到存在主义，人类始终在“无根”中寻找“根蒂”。此句提醒我们：生命的意义不在答案，而在追问本身。正如陶渊明在《拟挽歌辞三首》中所写：“死去何所道，托体同山阿。”在终极意义上，万物皆“飘尘”，而“飘尘”亦可成永恒。
“人生无根蒂，飘如陌上尘”以十四字道尽生命本质，却非绝望之音。陶渊明在承认生命脆弱的同質性中，开辟了精神超越之路。此句如一面镜子，照见古人的生存困境，亦映出当代人的心灵图景——在漂泊中寻找安顿，在无常中创造永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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