核爆发生后，广岛和长崎的景象惨不忍睹：城市沦为废墟，幸存者出现皮肤溃烂、失明、患癌等症状，短期内死亡人数大幅攀升。
这种惨烈的状况，让人们自然而然地认为，核辐射的危害会长期存在，甚至百年都无法消散。
再加上当时美军的一份报告提到，“该区域短期内不适合人类居住”，经过传播和放大，就逐渐演变成了“百年禁居”的说法。
而当时的科技水平有限，没有能力进行长期、精准的辐射监测，也让这个说法变得更加根深蒂固。
但随着时间推移，人们发现实际情况和预判完全不同。
核爆后的几年里，两地的辐射水平下降速度远超预期，植物开始复苏，幸存者的健康风险也没有持续恶化，这为后续的居住和重建打下了基础。
核爆从根源减少了污染
广岛和长崎能快速恢复，最核心的原因之一，是当年的核爆存在两个关键特点，从根源上减少了放射性物质的残留。
第一个特点是爆炸模式：空中引爆。投到广岛的“小男孩”在离地面580米处爆炸，长崎的“胖子”爆炸高度是503米。
这种模式和地面爆炸完全不同，地面爆炸会让放射性物质和土壤、废墟混合，形成难以清理的污染层，而空中爆炸则避免了这一点。
爆炸产生的高温气流，会把90%的放射性物质直接转化为能量，剩下的10%则变成细小的颗粒物，被卷入高空。
这些颗粒物会随着大气环流扩散到广阔区域，浓度被大幅稀释，不会在城市上空大量堆积。
第二个特点是当时的核技术还不够成熟，“小男孩”内部装有60公斤高浓铀，但受限于技术，实际发生裂变的只有1公斤左右，裂变利用率很低；“胖子”作为钚弹，裂变效率也不高。
这意味着，两枚原子弹释放的放射性物质总量，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。
而且这些放射性物质会遵循自然衰减规律，核爆后72小时，辐射强度就降到了植物能耐受的水平，之后还在持续减弱。
对比后来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就很明显，那次事故是反应堆堆芯直接爆炸，8吨放射性物质全部泄漏到地面，且持续释放了10天，污染总量和持续时间都远超广岛、长崎的核爆。
自然环境净化
核爆后残留的少量放射性物质，还得到了自然环境的“帮忙”，而这得益于广岛和长崎的地理与气候条件。
两地都是沿海城市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，每年的降雨量超过1600毫米。
核爆后恰逢雨季，持续的雨水就像天然的清洁工，不断冲刷着地表的放射性颗粒物，把它们带入河流，最终汇入大海。
大海的稀释能力极强，这些放射性物质进入海洋后，很快就被海量海水稀释到安全水平，不会再对城市造成影响。
而且两地的土壤多为砂质土，透水性强，雨水能快速渗透，带走表层的污染物，不会形成深层污染。
核爆后不久登陆的台风“枕崎”，也在无意中起到了净化作用，虽然台风给刚经历浩劫的城市带来了次生灾害，吹毁了临时安置所，造成了人员伤亡。
但强风也把地面残留的放射性颗粒物吹向了远方，大部分被吹到了太平洋，进一步降低了城市的污染浓度。
更重要的是，两地的地下水流向都是朝向海洋，少量渗入地下的放射性物质，会随着地下水流汇入大海，不会在城市范围内积累，这也避免了地下水污染的长期隐患。
人类的主动作为
自然的净化只是基础，广岛和长崎能从废墟变成繁华都市，更离不开人类的主动干预和系统重建。
核爆结束后，日本政府很快成立了专门的复兴机构，调集人力物力开展清理工作。
对于污染严重的区域，工作人员会铲除表层20厘米的土壤，装袋后运到远离城市的废弃矿坑深埋；对于一般区域，则用高压水枪冲洗街道和建筑残骸，减少放射性物质的附着。
1946年春天，重建工作进入生物净化阶段，工作人员大规模种植向日葵、蕨类等植物，这些植物的根系能吸收土壤中的放射性元素，叶片还能吸附空气中的粉尘，相当于给土地和空气做“排毒”。
到1947年底，两地已经种植了500万株这类植物，绿化面积快速恢复。
1949年，相关的复兴法案相继颁布，让重建工作有了法律保障。
法案明确规定，爆心周边12.21公顷区域划为和平纪念区，禁止商业和住宅开发，仅保留核爆遗址。
城市新建区域避开污染残留较高的地方，建筑采用更利于通风排水的设计，减少放射性物质的堆积。
为了吸引人们回来居住，政府还推出了一系列务实的政策：核爆幸存者可以获得免费住房，外来定居者能享受三年免税，企业来建厂可获得建设资金补贴。
这些政策有效打消了人们的顾虑，人口快速回流，1945年广岛仅剩13万人口，到1955年就恢复到了34万。
同时，长期的辐射监测体系也建立了起来，从1947年开始，两地每平方公里就设置一个辐射监测点，实时监测空气、土壤、水源的辐射水平，数据每天向公众公布，让居民能放心生活。
安全
如今的广岛和长崎，之所以能安心居住，是因为有一系列实打实的证据，证明其环境已经达到安全标准。
最有说服力的是长期的辐射监测数据，1947年成立的辐射影响研究基金会（RERF），一直追踪两地居民的健康状况。
如今发布的数据显示，两地户外每小时的辐射剂量只在0.05到0.3微希沃特之间，和东京、大阪等普通城市没什么区别，完全在安全范围内。
生态的复苏也给出了直观证明，核爆后第一个秋天，广岛安乐寺那棵离爆心1000米的银杏树，就冒出了新芽，如今这棵“和平树”依然枝繁叶茂。
核爆后一个月，爆心周边1公里的废墟中，鱼腥草、竹子等植物也开始破土生长，证明土壤和空气的条件已经适合生物生存。
城市功能的恢复更是有目共睹，核爆后两天，连接广岛与外界的山阳本线铁路就恢复了运营。
1950年，周边农田通过辐射检测，重新开始种植农作物；1954年，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开放，长崎的造船业也恢复到了战前水平。
这些事实都说明，广岛和长崎的环境已经完全具备居住条件，“百年禁居”的说法，在现实面前不攻自破。
特殊情况不代表普遍规律
广岛和长崎的复苏，很容易被误解为“核灾难并不可怕”，但事实恰恰相反，它们的情况是多种特殊条件叠加的结果，不能代表所有核灾难的结局。
太平洋上的马绍尔群岛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。1946年到1958年，美国在这个群岛进行了67次核试验，其中1954年的“布拉沃”核试验，威力相当于1000枚“小男孩”原子弹。
这次试验是地面爆炸，放射性物质和珊瑚礁混合，形成了难以清理的污染层。
而且群岛是封闭的环礁地形，污水无法排出，放射性物质在环礁湖内积累，导致如今比基尼环礁的辐射水平仍是安全标准的10倍，居民至今无法回归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现代核武器的威力和技术，已经远超1945年。
当年的“小男孩”威力相当于1.5万吨TNT，而现在的洲际导弹核弹头，威力可达50万吨TNT，是“小男孩”的33倍，且多采用地面爆炸模式，放射性残留会远超当年。
如果现在有一枚现代核弹头击中城市，产生的污染将是广岛核爆的100倍以上，想要恢复居住，可能需要数百年时间，甚至永远无法实现。
结语
广岛和长崎打破了“核爆后百年不能住人”的绝对化认知，但这绝不是对核危害的淡化。
空中引爆的模式、有限的放射性物质、海洋性气候的净化、人类的系统重建，这四个关键因素缺一不可，才让这两座城市得以“重生”。
它们如今的繁华，不是为了证明核武器不可怕，而是为了警示世界：核灾难的影响虽非绝对，但现代核武器的破坏力早已今非昔比，和平才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唯一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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